文｜西坡

　　最近看了两部电视剧，一部是《似火流年》，一部是《繁花》。《似火流年》讲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胡同，《繁花》讲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的上海滩。一南一北，时代背景也相似。就娱乐产品的定位而言，制作都算精良，口碑也都不错。

　　我不是口味刁钻的人，它们都能娱乐到我。但我在它们身上发现了一个现象。第一次发现的时候，我并不敢确信这是值得一说的事情。可是再一次发现的时候，就敢确信了。深入一想，身上竟然冒出一丝冷汗，所以务必说一说了。在它们身前，有领路人，在它们身后，也会有跟随者。

　　这两部电视剧在制造年代感上都下足了功夫，有时候还直接植入当时的影像资料。可是里边的人物，不管行事作风还是情感，都完全脱离当时的现实逻辑，甚至不符合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下的现实法则。看电视剧的时候，仿佛进入了平行时空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搭一个年代的舞台，直接架空不更方便吗？

　　年代的舞台显然是有用处的。如果没有年代的舞台，观众就没有代入感，没有代入感，爽的烈度就会稀释。所以它们是要让观众代入的，要代入但不要代入太多。你可以跟随主角平地而起，大杀四方，转危为安，荡气回肠。你也可以代入某个配角，或义薄云天，或插科打诨，或宝刀不老，或青春靓丽，或风韵犹存。

　　人人都能得到自己的一份爽，但真是消失了。那个年代里的苦涩记忆，如贫穷，如不公，如疾病，如剥夺，如腐败，被导演轻松而温柔地抹去了。这些电视剧里没有实质性的反派，也没有实质性的冲突，都是道具，都是布景。不会有一个镜头让观众联想起，自己或自己的父辈，是历史大潮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一员。

　　你可能会为某个人物伤心、愤怒、不平，但这些情绪都可以在虚拟时空里原汤化原食，绝不会溢出屏幕。

　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，也就是说，对历史的所有书写，都是当代精神的折射。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，莫把历史当真。

　　这些电视剧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一批电视剧，《戏说乾隆》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《黄飞鸿》《霍元甲》。小时候我看的是多么津津有味。可是长大之后，学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，觉得小孩子靠这些东西建立对历史的第一印象，实在不好。没想到，我还没到40岁，我童年所处的80、90年代已经进入了戏说的领域。

　　流行文化仿佛一条大蛇，一口一口吞掉我们的来时路，将其替换成人畜无害的版本。我们小时候靠黄飞鸿去想象清末民初的中国，现在的孩子又要靠《繁花》去想象我们童年时的中国。我们的精神实在虚弱，容不得真实停留片刻，只能从一场梦跳进另一场梦。

　　王家卫正在发明历史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没有异议。

　　徐皓峰说中国大多数武侠片的性质都是晚会，晚会的特点是“没有价值观，只有口号”，“一个故事的核心是辨析价值观，一个晚会的核心是凑场面和凑名角。”就此而言，《繁花》们是新的晚会，新的场面，新的口号。

　　徐皓峰认为，武侠片延续的是清朝小说的思维：

　　“串一堆热闹”是清朝小说的思维，如同清朝的建筑花饰，繁复无聊。清朝小说整体不好，都是场面，对人对事无态度，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算什么态度？写得好，是文笔好，只是才子，而非小说家。读者也是看热闹。三百年的叙事传统，味道恶极。

　　恶味延续到影视，大众没有反胃，仍乐此不疲。

　　导演负责串热闹，观众负责看热闹。要享受看热闹的乐趣，就得脱离现实，不仅要脱离别人的现实，也要脱离自己的现实。“价值观混乱的时候，人们只剩下看热闹。”徐皓峰一针见血。

　　写这么一篇文章，没想批评谁，因为批评也需要一定的土壤才能生效，现在这土壤已不存在。我只想打捞一下自己已十分淡漠的记忆，那并不遥远的时间，竟被人如此迫不及待地折叠起来，换成替身，我实在有些惊讶。趁还能感到惊讶，把我微不足道的声音丢进风里，不管能不能传进另一副耳朵，至少算我没有白活。